我认识的钱钟书

“瓮中捉鳖”记

1985年冬，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记者林湄在北京钱钟书寓所对钱钟书进行了近一个小时的专访。告别时，钱先生说：“如果你要写稿，发表前务请将原稿给我看一看。”

钱先生看完专访原稿后，在给作者的复信中说：“大稿活泼有感情，但（一）吹捧太过，违反我的人生哲学，（二）复述《干校六记》处颇多。故我大胆删去了，把谈话的内容回忆增补一下，似内容增添了实质，并且对许多海外读者也算得新鲜（例如有关诺贝尔文学奖一段，港刊物似未讲过）。请你酌采，并原谅我粗暴，至恳至恳。”

这篇“速写”大陆少有人读到，在这里不妨援引几段：

钱老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了，听文化界的朋友说，想访问他很难。……

可能是出于职业习惯，我知难而进，想方设法要见到他。还是朋友高明，他与钱老相熟，了解他的性格。我们采用了“突然袭击”战术。这位朋友便是《文艺报》副主编吴泰昌先生。

那天下午，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突然出现在钱老家门口。他的家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一见面，钱老笑哈哈地说：“泰昌，你没有引蛇出洞，又来瓮中捉鳖了……”他见我这个陌生人，又是女性，没有再说下去，便客气地招呼我们就坐。说来奇怪，一见之下，钱老的这两句，一下子改变了他在我脑海中设想的形象。他并非那样冷傲，相反是如此幽默、和蔼可亲。

……

访问钱钟书先生的时候，我把《围城》带在身边，我们的谈话便自然地围绕着这部名著展开。

冰心说：拍张照给杨绛，好证明你及时将《杨绛作品集》转送到了（1994年）。

……

我想起了《围城》中主人公读叔本华著作的情节，于是又问：“钱老，您对哲学有精深研究，您认为叔本华的悲观论可取么？”

大概他对这个问题感到兴趣，从座椅上起身，微笑中又带几分严肃，说：“人既然活着，就本能地要活得更好，更有意义。从这点说，悲观也不完全可取。但是，懂得悲观的人，至少可以说他是对生活有感受，发生疑问的人。有人浑浑沌沌，嘻嘻哈哈，也许还不意识到人生有可悲的方面呢。”

（此段回答，是钱钟书在修改稿上亲自写的――笔者注）

话题从文学创作谈到“诺贝尔文学奖”一事。没想到这个看来并不新鲜的话题，却引出了钱老一段精彩的议论。他问我是否知道萧伯纳的话。萧氏说：“诺贝尔设立奖金比他发明炸药对人类的危害更大。”

“当然，萧伯纳自己后来也领取这个奖的。其实咱们对这个奖不必过于重视，只要想一想，不说活着的，在已故得奖人中有GraziaDeledda，PaulHeyse，RubolfEucken，PearlBuck之流，就可见这个奖的意义是否重大了。”说着，他从书架上取了一本巴黎去年出版的《新观察杂志二十年采访选》，翻到J-JBorges因拿不到诺贝尔奖金而耿耿于怀的那一节说：“这表示他对自己缺乏信念，而对评奖委员会似乎太看重了。”（此段引号内的回答，是钱钟书在修改稿上亲自写的――笔者注）

……

我面对这两位老人，还想到过去几十年大陆知识分子的遭遇，不禁感慨地说：“几十年来，知识分子的委屈太多了。”

钱老淡然地解释说：“这和服装一样，变来变去，但总有一种真正的、经受时间考验的款式保留下来。”这个比喻是那样中肯，以至使我联想到，过去的道路无论多么坎坷，他始终那么豁达，坚守自己的信念。他曾经说过：“理想不仅是个引诱，并且是个讽刺，在未做以前，它是美丽的对象，在做成以后，它变成残酷的对照。”即使在这样“残酷的对照”面前，他仍保持着自己的气量和操守。

记者采访时我一直在场，钱先生不同意记者录音、作记录。后有机会看到“速写”的原稿，又见到钱先生的修改稿，对照一下，经钱先生的“回忆增补”，确实使文章添了“实质”的内容。钱先生“瓮中捉鳖”点睛之语，被记者采用为文章的正标题。

诺贝尔文学问题一度成了当时文坛一个敏感、热衷的话题。钱钟书也因此成为被议论的一个热点话题。境内外不少媒体千方百计想要钱钟书就这个问题开口，而他却始终保持沉默。1985年，钱先生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却打破了这种沉默，乐意地就大家关注的这个问题开了金口。

事后，钱先一曾对我说起，境外一些媒体曾多次来打探他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他虽然从未谈过，但有些报道已涉及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其不实不准确，不如把意思讲明白，先让香港等地读者知道。

《文艺报》新闻部想让大陆读者能了解钱先生的这个观点，拟采用新闻摘要的方式加以报道。为此我去征求了钱先生的意见。他考虑了一下，同意了，叮嘱摘发时务必要做到完整准确，他相信我们会处理好这件事。

后来看到钱先生给香港记者林湄女士的一封信，才确切知道《文艺报》摘发的这条新闻所引起的反应，给他带来的“麻烦”。钱先生在信中说：

大笔记载的我的信口雌黄，这里的《文艺报》从《香港文学》摘录了一段，听说什么《文摘》转载了，和你寄来的《北美日报》都出同源。我已书到三个不相识人的来信，都是《文艺报》引起的反应。一个说：“《文艺报》把你的话用那么显著地位发表，是否你代表官方喉舌？”一个说：“你有资格获得该项奖金，发表了那席话于自己很不利，不客气地说，等于‘自掘坟墓’。”一个说：“你像狐狸吃不到葡萄，先嚷葡萄酸。”我都置之不理，告你供一笑。中国古话说：“是非只为多开口”，一点儿不错。

送书记

1994年2月3日晚上，杨绛先生给我电话，先问了我近来身体如何，接着，她说，近日有空过来坐坐，钟书和我都在家。我预感到可能他们有什么事。因为以前我要去看他们，多是我提前问他们有没有空。

我告诉杨先生，明天下午冰心老人约我去一下，如果时间不晚，我去他们家。

下午3点10分左右敲门，是钱先生开的门，他问是谁，见是我，将门打开，笑着你，你来了！转身叫杨先生：“泰昌来了！”

杨先生从过道那头走来，笑着说，我去拿拖鞋。我习惯地走进客厅，习惯地坐在固定坐的沙发上。

我刚从冰心家来，杨先生问起冰心老人近来的身体状况。春节前后我去看钱先生时，杨先生的作品集4卷刚出版，她送了我一套，她说本来应该亲自送一套给冰心的，因钟书和她近来身体不好，去邮局也不方便，只好托我方便时代为送上。钱先生说，这事你要办妥，否则季康心里会惦记着。我告诉他们，书早已送到，冰心老人还说，应该给杨绛写信，谢谢她，但近来身体也不好。于是冰心老人出了个主意，叫我当场拍张照，她说，送的书就在我面前，让他们看看我的精神，也证明了你已办妥此事，杨绛也就放心了。我果然拍了一张。我将冰心老人这个风趣话说给钱先生和杨先生听，他们都乐了。杨先生问我：“照片呢？怎么不送我一张，好证明你确实送到了。”我抱歉地说：“那卷胶卷还没有拍完，过些时就会冲出来。”我们从《杨绛作品集》又谈起现在出版了不少“全集”、“文集”，钱先生那天谈了有关这方面的话。后来我读到杨先生在《钱钟书集》中写的《钱钟书对〈钱钟书集〉的态度》中的一段话，感到转述得极为准确。杨先生在文中说：“他不愿出《全集》，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全部收集。他也不愿出《选集》，压根不愿出《集》。因为他的作品各式各样，糅合不到一起，作品一一出版就行了，何必再多事出什么《集》。”

　　（摘自《我认识的钱钟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4月版，定价：20.00元）